[摘要] 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招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他们是众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有人说，他们是不愿意种地的“农民工V2.0”。二代农民工不愿再走父辈路，渴望买房定居城市改变身份，可是都市高企的房价又让他们望而怯步。
破解时代难题 启动进出双行道
要解决泰山压顶的新一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启动进出双行道，真正从制度层面保障新一代农民工回得了农村，进得了城，前提是：进出均出自他们的意愿。仅仅开启制度的单行道是无济于事的，一厢情愿地让这支庞大的流动大军回乡或进城，都不能解决农民工“拥堵”问题，要真正用的制度善意，启用的治理智慧，破解这一时代性难题。
近年来，国家在努力解决这一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难题。比如，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执行工资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启动异地高考政策，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这些政策客观上缓解了不断升级的农民工问题。
但解决问题的速度赶不上问题发生的速度，而且，国家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存在巨大“路损”，致使好的政策制度经常处于“空转”状态。一些地方在政策落实方面，缺乏激励，流于表面文章。
如今，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打破已被固化的城市利益结构，其难度是超乎想象的。再看农村这一回去通道，我们的农村政策尚未做到让新一代农民工真正感受到结结实实的实惠。新一代农民工不事稼穑，对故乡也缺乏认同感。这是不争的现实，但若有牢靠的制度支撑，即是说，如果农村政策有显著的利好，农民工的实用理性也会驱动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父辈的土地上的。如今，在城乡之间的制度通道仍然是道阻且长，很多制度性的关卡尚未打通，农民工就被堵在路上了。新一代农民工虽很年轻，但似乎更缺少耐心等待，以致于留给制度磨蹭的时间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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